10月底在印度的藏人流亡之城--達蘭薩拉（Dharamsala）時，就一直聽說印度的過年快到了，卻沒人可以正確說出到底是哪一天。等我訂了回台灣的機票，到了德里（Delhi）終於知道就是我搭機的當天（2010年11月5日）。人生的遺憾莫過於「錯過」，而為了不錯過印度的新年，我便錯過了回台灣的飛機，這又成了我另一個遺憾，為此多付出兩萬多塊台幣的代價，還差點成為德里機場的「通緝犯」。
那天早晨6點半，從達蘭薩拉坐了整整12個小時的公車，終於抵達德里的藏村（Tibetan Refugee Colony），此時的小藏村還在朦朧睡意中，跟我一個多月前住了6晚的氣氛有些不同，想找家可以坐下來好好休息一下的餐館，拖著行李箱繞來繞去還是街邊靠近車站的那家稍微合適一些。在這裡我計畫好接下來一整天的行程，然後晚上去搭乘「廉價航空」的飛機，準備飛回我可愛又善解人意的家鄉。
打聽到位在德里的「圖博（西藏）難民中心」地點，坐10分鐘的「嘟嘟車（Auto Richshaw ）」到了一個叫做「Tibet Market（圖博市場）」的地方，但是市集裡賣的東西以及商家，卻跟「Tibet」一點關係也沒有，只有旁邊的一家藏廟可以嗅到一點藏味。這是一家專給從「拉達克（Ladakh，印度北部的一個藏族區）」來的藏人臨時落腳的地方，裡面的大廟則是開放給所有佛教信徒和一般大眾，雖然是「藏廟」，卻有很濃的印度味。
一群印度人正在廟堂外點燈，已被倒進沙拉油的燈盞，在加了玻璃罩的燈亭內排列整齊，點點燈火搖搖曳曳，誰也不爭寵。然後這群印度人由一個男人領頭，分別低頭用手親吻了一下階梯，一個個脫了鞋走進廟堂大殿。此時廟門外坐了兩個絳紅色的年輕出家人，其中一個穿的是時髦短袖T-shirt，他們對於這群印度人的造訪，沒有任何特別的反應。殿裡兩側牆面掛了已經斑駁、姿態很「印度飛天」的神佛像；正前方則是典型的藏傳佛教神壇：一尊大佛，前面有達賴喇嘛和這座廟的喇嘛照片，兩旁還有小佛像和佛塔，也可以看到其他修行者的照片。
那群印度人之中的幾個女人和小孩，自動盤坐在正殿外的大理石地板上，沒有跟隨男人進去；而那幾個在正殿裡的男人，由剛才領頭的那位中年男子，先點燃香案，再向駐守在裡頭的出家人獻上一包東西，隨後這包東西就被放在大佛的缽裡，上面覆蓋著哈達，露出精美的包裝和幾張鈔票。出家人在一旁坐定後，誦起了經文，男人們此時也跟著坐在外面的地板上，一起唸唸有詞。歷史上佛教的出現，正跟當時印度盛行（現在也還是厲行不減）的婆羅門教有關，生而不平等的「種姓」制度，正是來自這個外族入侵印度統治後的產物，近千年之後，佛教基於對階級的反叛而出現，許多印度人為了擺脫階級的宿命而改信了其他宗教。當我看著這群虔誠的印度佛教徒對佛事如此行禮如儀時，我不禁想到了這段宗教歷史，不知他們是哪個有勇氣的祖先，為了何樣的遭遇而義無反顧地背叛了當時的社會，又曾遭遇了何樣歧異的眼光？
隨著經文的告一段落，這群印度人起身走進正殿，順時針繞了神壇三圈，然後停駐在神壇前，上香、倒甘露水。那個領頭的男人見我在一旁認真地看著，也讓我分沾了一點甘露，我自是微笑接受。接著，出家人起身為他們分送一個小缽裡的東西，我不知是什麼，或許是香灰或五穀之類的，然後就又坐定繼續誦經，印度人也因儀式完成而離開。直到此時，我完全沒想到這天是印度的什麼重要節日，以為只是一般的祈福，台灣的廟不是每天都香火鼎盛嗎？
隨後我參觀了「圖博難民中心」，正好遇上30幾位一早剛從尼泊爾坐了兩天公車才抵達德里的圖博難民，我對他們其中幾個做了簡短的訪問。辦事員原先擔心他們才剛到印度，還不會用英語跟我溝通，因為辦事員是在印度土生土長的第二代藏人，受的是英文教育，平常講的是英語與藏語，以為所有藏人只會這兩種語言，卻沒想到我和他們還可以用漢語溝通，而且比用英語省事多了。
這30幾位藏人，大多是10幾、20出頭的年輕人，甚至有8歲小孩子，年齡超過25的不出10個，其中有幾位是出家人。他們剛到這個新環境，都還怯生生地，看到我這個拿相機的外人，更是一個個避開了鏡頭。我好不容易逮著兩位年輕人願意跟我談，卻也總是吱唔其詞，大意就是他們多半是為了學習而來，有些學英語，有些學藏文，有些則是念佛學，對於未來他們則沒想太多。至於從中國藏區進入尼泊爾的路程，有人走了近一個月，有人卻只花了一天坐摩托車，大家各憑本事，也各仗著自己的年輕而似乎有用不完的運氣。
這群藏人在德里只是稍事休息，明天傍晚就要再被送上旅程，前往達蘭薩拉，然後會被安排晉見達賴喇嘛，這段過程我已經聽很多藏人提起過了。在這之前，他們在德里的難民中心每人會先被分送到500印度幣，其中400魯比立刻要繳交出來做為去達蘭薩拉的交通費，剩下的100魯比則是給他們的零花，而吃住則是都一起在這棟大樓裡。這是一棟隱身在小巷底的老舊房子，四層樓高，裡頭除了5名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和臥房外，其餘就是供給轉渡難民用的房間、餐廳和廚房。
